一个实事求是时代对于发展的影响 ——以东林党的起落与明末党争为例

摘要:明末政坛风起云涌, 自万历中期张居正谢世,沈一贯当政开始,从宣、浙五党之间的斗争,到他们逐步联合与东林的对抗,再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,再到崇祯年间以复社为首的政治运动。无论是五党、阉党,还是东林、复社,作为知识分子,没有一个对事情实事求是的精神,而一头钻研进如何用更小的利益局囿另一群利益共同体。而这种精神,正是现阶段国人所有,且持续需要的。

一、明朝的背景

自唐宋以来,从唐朝的宰相专政到宋朝后期的内忧外患,相权的影子一直萦绕在皇帝的身边,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本人深谙若相权过大势必影响皇帝的行政,于是大力加强皇权,在明清两朝,皇权的合法性及稳定性已毋庸置疑,十大夫再难挑战皇权。

由于朱棣夺帝位得助于宦官,故视他们为亲信,设东厂,由宦官主持。宦官开始取得出使、专征、分镇等大权,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。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,后来又有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;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;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。到万历之前,已然弄的民不聊生,大明王朝摇摇欲坠。

二、题中实事求是的定义

实事求是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象征。它本来是一个很古老的词,出自于《汉书·河间献王刘德传》:“修学好古,实事求是”。这个词沉寂了几千年,从四十年前开始,它突然成了高频词,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。在今天的人看来,实事求是好像并不难做到。无非就是摆脱空洞的意识形态争论,从现实目标出发,制定对策或政策,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。如果稍微拉开一点视野,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,还是横向地观察当代各国,真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国家和政体,其实非常少见,而真正常见的是大多数社会,都被种种虚假和空泛的问题困扰,很难集中精力和资源去解决真实的、甚至是迫在眉睫的问题。

有人群的地方,就会有分歧、有争论。但争论分为两种,一种是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争论,另一种是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争论。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,前者有裁判,会有结果;而后者没有裁判,也就没有结果。

第一种争论是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争论。它最大的特点是,争论会有结果。有了结果,在这个问题上,就不再有分歧和争论,大家的注意力就可以转向下一个问题了。社会就这样一步步前进。另外一种争论,就是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争论。这种争论,有两个特点。第一,因为没有一个终极的裁判,所以永远争论不完。第二,这种问题,不需要你是专家,任何人都可以站队、表态。谁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观点,听起来肯定也都有道理。

三、万事的祸根

明朝中后期。比如嘉靖皇帝时代的“大礼议”,大家争的就是一件事:到底是管皇帝的父亲是叫先皇还是“本生父”。这无疑是意识形态的争论,大家谁都可以对此发表看法,比如你可以引经据典以博取皇帝眼球,让拥有权利的皇帝来挑一个个人喜好的结果,无关痛痒。学者赵轶峰认为:“显然大礼议和嘉靖政治留下了另一种遗产——内阁由士大夫群体拥护的领袖转变为皇权的附庸, 转而凭借在皇帝面前争得个人宠信, 成为中下层士大夫的次等主宰者……一是其权威都来自皇帝的私人宠信, 二是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, 三是都在权位倾轧中遭受重大挫折。这三个特点在正德以前都不曾趋势性地出现。” 这时,晚明政治的核心皇帝、宦官、士大夫和民众中的前三者已开始慢慢陷入第二种争论中。学者张显清认为:“明代士大夫大规模的门户党争实始于大礼议。”从此开始,官员开始拉帮结派,党争愈演愈烈,都被种种虚假和空泛的问题困扰,很难集中精力和资源去解决真实的、甚至是迫在眉睫的问题,这成为明朝晚期政治中的死结。

四、万历初期的补救

张居正的改革是明代历史一个重要的分水岭,也是最后可以会天契机。改革一共取得了卓越的效果,从财政到边防,从吏治到武备。在改革中,张居正曾严厉驳斥各地官员写文书来取悦皇帝的行为,同时部分限制言论自由,从而振兴人才让从上至下只关注自己的部分,关注自己的工作。据《汉书》“督率教官生儒 ,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 , 着实讲求,躬行实践,以需他日之用。”此后的十年间,小万历听到的是“上下一心”,也确实,风调雨顺,上下共谋发展。在太傅兼首辅张居正实事求是之风盛行的万历初年,社会表面上是一部部进步的,吧明面上的士大夫拉回了正轨一点。但同时改革破坏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,同时全面禁止私人讲学使之注定是一个短命的改革。张居正的眼光是短视的,压迫总会带来解放的欲望。在没有战乱的日子里,士大夫开始了弹劾大会,果然,暗地里,大家还是依旧怀揣第二种争论的梦想。东林领袖顾宪成曾说:“外论所是 ,内阁必以为非;外论所非 ,内阁必以为是。’

五、万历十五年前后开始的党争

考察晚明历史不难发现 ,张居正改革失败后不久 ,明王朝内部随即出现了动荡不堪的混乱局面。万历十四年的“国本之争”,万历十五年的“丁亥京察之争” ,万历二十一年的“三王并封” 和“癸巳京察之争” ,标志着一场席卷朝野的政治风暴——晚明党争的到来。晚明党争紧接着张居正改革之后而出现,首当其冲的特性就是明显的地域特征,始于宣、 昆、齐、楚、浙五党。他们虽然是地域划分,但本质是意识形态,因为相同地方出来的在家族、书院、科举等诸多因素上有相似性,利益想逛呢,故形成统一政治倾向。东林党的崛起,和一次皇帝更迭有关,但本质是核心三党的联合并不牢固,且他们和东林党各有利益往来。东林党内派的流氓分子接机打垮三党,又抓住小皇帝登基并控制皇后,使东林党成为一首遮天的大党。阉党魏忠贤上台后,又以更流氓的手法控制当时爱木匠工不理朝政的皇帝,对天下发号施令,各地不问苍生,问魏忠贤,建造生祠这种不增加生产力的无用个产品。民众这个核心也最终沦陷,没有人再会在意实事求是的话题。,同时,注意弹劾的说辞,皇帝在意什么是最重要的,只要皇帝个人反对某种思想,某种行为就会使得党内人想尽办法找对方的漏洞,最终弹劾对方。这是赤裸裸的第二种斗争,没有人关注发展本身,而局囿于思潮,政治,仿佛所有人都忘记了内忧外患,自己一家独大,可以搞这种劳财伤民的政治斗争,明朝国防止步不前。

六、崇祯皇帝的最后一搏

崇祯上台就用他的皇权整蛊了魏忠贤和他的阉党,又下台了崇祯憎恨的被他认为是前朝失败的原因的“结党”的东林党。士大夫终于在皇帝的带动下和内忧外患的胁迫下部分回到实事求是,可因为前车之鉴,人都很忌惮,很多人在抗后金时投后金,抗清时投清,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。崇祯用了它能用的实事求是的干将,孙承宗、袁崇焕都是把救火作为第一要务的人。若是辽东战局一直都是在这两位当中,想必是再续数十年。可是人们第二种争论久了,就算皇帝一人忧心回天,还是会有人来以结党、危害国家安危等罪名来弹劾在前的将领。若主元帅死了,我方大乱,很容易就被女真族的铁骑给碾轧。就算国家上下齐力,但关注那些非主要矛盾久了,再也无力回天。

七、晚明党争对今世人的启示

晚明党争的过程里面的是非曲直、忠奸善恶很具备故事性。但问题是,只要稍稍从历史书中抬起头,抽身事外想一想,就会意识到这有多荒谬。当时自然灾害、饥荒、农民造反、满洲的军事威胁等等,这些问题非常严重,但是政治运转就是无法回到“实事求是”的轨道上来。官员们放着生死存亡的大事不顾,执着地争论宫廷案件。

对于这样的价值观争论,作家王小波曾经写过一段话:“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,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。假如你是只公兔子,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——大灰狼坏,母兔子好;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乘法表。此种事实说明,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,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。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,还要付出一些代价;对别人做价值判断,那就太简单、太舒服了。”这是那篇著名的文章《思维的乐趣》里的话。

放之今日中国,这四十年,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一直奉行“实事求是”的原则,是多么难得的历史机缘。在这个国家里,以前很难做到,在这个时代里,其他国家也很难做到。所谓国运昌隆,这就是其中之一吧。一个国家,从上到下,都真心认同和支持“实事求是”,都在试图定义出真实的问题,然后想办法去解决,推进个人和公共事务的发展,实在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历史瞬间,值得我们备加珍惜和努力维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