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明末政坛风起云涌， 自万历中期张居正谢世，沈一贯当政开始，从宣、浙五党之间的斗争，到他们逐步联合与东林的对抗，再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，再到崇祯年间以复社为首的政治运动。无论是五党、阉党，还是东林、复社，作为知识分子，没有一个对事情实事求是的精神，而一头钻研进如何用更小的利益局囿另一群利益共同体。而这种精神，正是现阶段国人所有，且持续需要的。

一、明朝的背景

自唐宋以来，从唐朝的宰相专政到宋朝后期的内忧外患，相权的影子一直萦绕在皇帝的身边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本人深谙若相权过大势必影响皇帝的行政，于是大力加强皇权，在明清两朝，皇权的合法性及稳定性已毋庸置疑，十大夫再难挑战皇权。

由于朱棣夺帝位得助于宦官，故视他们为亲信，设东厂，由宦官主持。宦官开始取得出使、专征、分镇等大权，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。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，后来又有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；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；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。到万历之前，已然弄的民不聊生，大明王朝摇摇欲坠。

二、题中实事求是的定义

实事求是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象征。它本来是一个很古老的词，出自于《汉书·河间献王刘德传》：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。这个词沉寂了几千年，从四十年前开始，它突然成了高频词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。在今天的人看来，实事求是好像并不难做到。无非就是摆脱空洞的意识形态争论，从现实目标出发，制定对策或政策，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。如果稍微拉开一点视野，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，还是横向地观察当代各国，真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国家和政体，其实非常少见，而真正常见的是大多数社会，都被种种虚假和空泛的问题困扰，很难集中精力和资源去解决真实的、甚至是迫在眉睫的问题。

有人群的地方，就会有分歧、有争论。但争论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争论，另一种是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争论。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前者有裁判，会有结果；而后者没有裁判，也就没有结果。

第一种争论是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争论。它最大的特点是，争论会有结果。有了结果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就不再有分歧和争论，大家的注意力就可以转向下一个问题了。社会就这样一步步前进。另外一种争论，就是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争论。这种争论，有两个特点。第一，因为没有一个终极的裁判，所以永远争论不完。第二，这种问题，不需要你是专家，任何人都可以站队、表态。谁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观点，听起来肯定也都有道理。

三、万事的祸根

明朝中后期。比如嘉靖皇帝时代的“大礼议”，大家争的就是一件事：到底是管皇帝的父亲是叫先皇还是“本生父”。这无疑是意识形态的争论，大家谁都可以对此发表看法，比如你可以引经据典以博取皇帝眼球，让拥有权利的皇帝来挑一个个人喜好的结果，无关痛痒。学者赵轶峰认为:“显然大礼议和嘉靖政治留下了另一种遗产——内阁由士大夫群体拥护的领袖转变为皇权的附庸, 转而凭借在皇帝面前争得个人宠信, 成为中下层士大夫的次等主宰者……一是其权威都来自皇帝的私人宠信, 二是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, 三是都在权位倾轧中遭受重大挫折。这三个特点在正德以前都不曾趋势性地出现。” 这时，晚明政治的核心皇帝、宦官、士大夫和民众中的前三者已开始慢慢陷入第二种争论中。学者张显清认为:“明代士大夫大规模的门户党争实始于大礼议。”从此开始，官员开始拉帮结派，党争愈演愈烈，都被种种虚假和空泛的问题困扰，很难集中精力和资源去解决真实的、甚至是迫在眉睫的问题，这成为明朝晚期政治中的死结。

四、万历初期的补救

张居正的改革是明代历史一个重要的分水岭，也是最后可以会天契机。改革一共取得了卓越的效果，从财政到边防，从吏治到武备。在改革中，张居正曾严厉驳斥各地官员写文书来取悦皇帝的行为，同时部分限制言论自由，从而振兴人才让从上至下只关注自己的部分，关注自己的工作。据《汉书》“督率教官生儒 ,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 , 着实讲求,躬行实践,以需他日之用。”此后的十年间，小万历听到的是“上下一心”，也确实，风调雨顺，上下共谋发展。在太傅兼首辅张居正实事求是之风盛行的万历初年，社会表面上是一部部进步的，吧明面上的士大夫拉回了正轨一点。但同时改革破坏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同时全面禁止私人讲学使之注定是一个短命的改革。张居正的眼光是短视的，压迫总会带来解放的欲望。在没有战乱的日子里，士大夫开始了弹劾大会，果然，暗地里，大家还是依旧怀揣第二种争论的梦想。东林领袖顾宪成曾说：“外论所是 ,内阁必以为非;外论所非 ,内阁必以为是。’

五、万历十五年前后开始的党争

考察晚明历史不难发现 ,张居正改革失败后不久 ,明王朝内部随即出现了动荡不堪的混乱局面。万历十四年的“国本之争”,万历十五年的“丁亥京察之争” ,万历二十一年的“三王并封” 和“癸巳京察之争” ,标志着一场席卷朝野的政治风暴——晚明党争的到来。晚明党争紧接着张居正改革之后而出现，首当其冲的特性就是明显的地域特征，始于宣、 昆、齐、楚、浙五党。他们虽然是地域划分，但本质是意识形态，因为相同地方出来的在家族、书院、科举等诸多因素上有相似性，利益想逛呢，故形成统一政治倾向。东林党的崛起，和一次皇帝更迭有关，但本质是核心三党的联合并不牢固，且他们和东林党各有利益往来。东林党内派的流氓分子接机打垮三党，又抓住小皇帝登基并控制皇后，使东林党成为一首遮天的大党。阉党魏忠贤上台后，又以更流氓的手法控制当时爱木匠工不理朝政的皇帝，对天下发号施令，各地不问苍生，问魏忠贤，建造生祠这种不增加生产力的无用个产品。民众这个核心也最终沦陷，没有人再会在意实事求是的话题。，同时，注意弹劾的说辞，皇帝在意什么是最重要的，只要皇帝个人反对某种思想，某种行为就会使得党内人想尽办法找对方的漏洞，最终弹劾对方。这是赤裸裸的第二种斗争，没有人关注发展本身，而局囿于思潮，政治，仿佛所有人都忘记了内忧外患，自己一家独大，可以搞这种劳财伤民的政治斗争，明朝国防止步不前。

六、崇祯皇帝的最后一搏

崇祯上台就用他的皇权整蛊了魏忠贤和他的阉党，又下台了崇祯憎恨的被他认为是前朝失败的原因的“结党”的东林党。士大夫终于在皇帝的带动下和内忧外患的胁迫下部分回到实事求是，可因为前车之鉴，人都很忌惮，很多人在抗后金时投后金，抗清时投清，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。崇祯用了它能用的实事求是的干将，孙承宗、袁崇焕都是把救火作为第一要务的人。若是辽东战局一直都是在这两位当中，想必是再续数十年。可是人们第二种争论久了，就算皇帝一人忧心回天，还是会有人来以结党、危害国家安危等罪名来弹劾在前的将领。若主元帅死了，我方大乱，很容易就被女真族的铁骑给碾轧。就算国家上下齐力，但关注那些非主要矛盾久了，再也无力回天。

七、晚明党争对今世人的启示

晚明党争的过程里面的是非曲直、忠奸善恶很具备故事性。但问题是，只要稍稍从历史书中抬起头，抽身事外想一想，就会意识到这有多荒谬。当时自然灾害、饥荒、农民造反、满洲的军事威胁等等，这些问题非常严重，但是政治运转就是无法回到“实事求是”的轨道上来。官员们放着生死存亡的大事不顾，执着地争论宫廷案件。

对于这样的价值观争论，作家王小波曾经写过一段话：“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。假如你是只公兔子，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——大灰狼坏，母兔子好；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乘法表。此种事实说明，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，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。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，还要付出一些代价；对别人做价值判断，那就太简单、太舒服了。”这是那篇著名的文章《思维的乐趣》里的话。

放之今日中国，这四十年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一直奉行“实事求是”的原则，是多么难得的历史机缘。在这个国家里，以前很难做到，在这个时代里，其他国家也很难做到。所谓国运昌隆，这就是其中之一吧。一个国家，从上到下，都真心认同和支持“实事求是”，都在试图定义出真实的问题，然后想办法去解决，推进个人和公共事务的发展，实在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历史瞬间，值得我们备加珍惜和努力维护。